贯彻同位保留原则，可以有效解决目前处罚创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而《密码法》中的密码（Cryptograph）[7]则是指加密解密方面的技术、服务和产品，包括密码学和密码学的实际应用，因而更类似于制作各种锁的技术和学问、上锁和开锁服务，以及各种锁具和钥匙。五、结语 《密码法》实施之后，密码治理相关的法律体制将会迎来全面发展，同时也会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规则发生密切联动。

1996年，33国共同签署的《瓦森纳协定》提出，通过促进常规武器和双重用途货物和技术转让的透明度和更大的责任，为区域和国际安全与稳定作出贡献……。因而《密码法》所管理的对象，是加密解密的底层技术架构、应用形态和相关产业。国家对商用密码产品的科研、生产、销售和使用实行专控管理。长期以来，密码一直是军事国防和外交情报领域的专用技术，几乎没有民用和商用的空间。在《密码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前，我国法律中并未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自解密义务。

之前《商用密码管理条例》则规定：商用密码技术属于国家秘密。[21]秉承两个目标，形成于20世纪末密码圣战之后的现行美国密码法和密码规制体系，总体原则可以概括为：内部使用自由和对外出口管制。其次，使相对人产生对行政机关未来行为的预期，并安排了自己的生产、生活，也就是有着信赖行为。

在英国法上，能够产生合法预期的行政机关意思表示不限于行政决定，而是广泛存在承诺、指导、惯例、政策之中。合法性仍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首要考量因素。[35] 4.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在早期的大量文献中，我国学者极少关注信赖保护与依法行政之间的冲突。很多根本问题还没彻底澄清。

刘飞教授辩解道，信赖保护并不是忽视正当程序，而是对于行政决定作出之前应如何为相对人提供程序保障的问题，通常是在相关程序设置的层面上作出探讨，而不会出现于信赖保护原则的语境中。且不说信赖保护在这些领域的适用尚存争议，迄今未见细致的适用规则。

2.适用条件 在判案说理中，一些法官也逐一分析了是否存在信赖基础、信赖行为以及信赖利益。[24] 2.三种表述 我国学者对信赖保护的表述不一，大致有三种，一种近似诚实信用，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因此，最终形成的结果反而是不利于法治状态下稳定与均衡的可预期性的形成，进而也会有损于法安定性原则的实现。如果基于公共利益理由改变的，应当赔偿或补偿由此造成相对人的损失。

2016年至2018年，浙江、安徽、云南、福建、甘肃、贵州、上海、天津等省市政府陆续出台了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方案、工作方案、实施意见、指导意见或决定。从判断标准到保护方式，实际上与信赖保护趋同。但是，对于秩序行政，依法行政若是让位给信赖保护，对法治的破坏却是致命的。[90]如果行政决定违法，过错在行政机关，完全辜负了当事人的信赖，在撤销违法行政决定的同时，行政机关应当做好相关的法律宣传和解释工作，并采取相应措施，以维护诚信政府的良好形象。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即便从与德国有着紧密地缘关系的欧盟诸国来看，除荷兰等之外的多数国家，都没有在法律规范中认可信赖保护原则。第二，行政协议、行政承诺、行政允诺也会产生信赖利益保护。

与信赖保护一样，合法预期具有精致实用的规范结构，能够有效控制行政权。第二，在适用范围上，合法预期广于信赖保护，尤其是在政策、计划、指导、惯例、长期固定实践上形成了精细的保护合法预期规则。

著述不多且平淡，人们好像已经慢慢失去了对这个话题的探索兴趣。②推进手段主要是建立政务诚信监测治理机制，建立健全政务领域失信记录。从法官裁判、官方文件看，诚信、诚实信用、信赖保护也是在同一意义上交替使用，不分彼此。在本文看来，诚实信用和信赖保护进入行政法之后，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本不可能类比于私法上信赖保护与诚实信用之间的关系。法院认为：当考虑到法律上普遍认可的信赖保护理念时，除非个案中行政机关通过撤销所欲实现的公共利益明显优于受益人所获得的利益，否则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的受益人因信赖国家公权力活动有效性所得的利益，可以阻却行政机关为纠正违法状态所实施的撤销行为。政府与人民的互信，界定了行政法的诚信内核。

法院判决方式多样，首先，信赖保护已经转化为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上的具体规范要求，法院可以经过合法性审查作出相应判决。5.保护方式 在我国，正因为不关注信赖保护与依法行政之间的关系，尽管学者都提及信赖保护具有存续保护与财产保护两种方式，却忽视了它们所持不同立场。

[88] 2.保护方式 诚信诚实守信都不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独立审查标准，不出现在判决主文，仅是判决说理上有所涉及。首先，信赖保护缺少程序性保护。

二是没有充分的公共利益理由，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改变。[125] 但是，在保护方式上除了实体性保护和赔偿性保护，还出现了近似英国法上的程序性保护，比如，即便法律不要求听证，因行政决定影响当事人合法预期，也应当给予当事人一次听证机会。

[81] 第二，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之后，关注并转介了德国法的信赖保护。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责任人更替等为由违约毁约。《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19年）第30条提出持续推进政务诚信、第31条对政府践行政策承诺、合同约定提出具体要求。

[42]也有法官认为，行政诉讼上的情势判决，或称情况判决，涉及近似德国的信赖保护。[80]在与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时，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那么，行政协议无效，行政机关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这些案件广泛分布在行政契约（行政协议）、征收补偿、行政许可、信息公开、行政允诺、行政奖励、行政审批等领域。行政审判上对其合法性要求也有别于传统行政行为，存续性、稳定性明显较高。

其次，德国人也试图通过精细的推理，努力弥合依法行政与信赖保护之间的分歧。第一，它们的适用条件毫无二致。

德国传统上不如英国法重视程序，折射在信赖保护上就是一直缺少着正当程序的保护意识。是按照合法性先于信赖利益保护的次序处理它们彼此之间的冲突。因此，也就无从洞察、归纳法官是如何保护其中的信赖和预期。[92]即使是对违法的颁证行为不撤销，也不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而是因为双方对房屋买卖协议的合法有效都没有异议。

[130]一是等同说，它们是等同，只是语义表达不同，信赖保护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另一个化身、另一种称谓。（二）公务员诚信，具体举措是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将公务员诚信记录作为干部考核、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而在不少学者看来，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合法预期之间，彼此交织，不说有云泥之别，也不完全相同。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对上述理论有过一段较为集中、活跃的学术争鸣。

并从形成信赖的基础不同、所期望的具体内容不同、获得保护的核心要件不同、提供保护的阶段不同、提供保护的方式不同等五个方面做了详细比较分析。但是，我们所理解的信赖保护，并没有真正承续德国法，名实不符，已经完全中国化。